一、引 言

“中”“正”是儒家思想体系的两个基本概念，其源出于《易》之“大中”“中正”说，相关词语的阐释权历来都被儒家话语体系垄断。唐宋以来，对“中”“正”的解说多与对《中庸》的阐释联系在一起。唐代学者对《中庸》的关注不多，自孔颖达后少有研究者。李翱站在辟佛的立场对《中庸》作了阐释，而与李翱同时的柳宗元在文中频繁提及“中”“正”相关词语，并多次强调《中庸》是进入尧舜之道的门径。从这一点来看，柳宗元在唐宋《中庸》阐释系统中的地位不容忽视。但从欧阳修对柳宗元是“韩门之罪人”的评价和朱熹称柳宗元等人是反中庸的小人来看，[1](P1192)宋代儒学主流将柳宗元排除在儒学复兴阵营之外，根本否定了柳宗元对中唐儒学复兴的贡献。宋儒对柳宗元的评价显失公允，当今学界已经对柳宗元在儒学复兴进程中的贡献做出肯定。柳宗元虽未针对《中庸》进行专门研究，但其对“中”“正”相关词语引用的频率之高和重视程度，在唐代官僚知识分子中无出其右者，因此可以认为，柳宗元是唐代少有的《中庸》关注者。

二、柳文中的“大中”“中正”等概念指向

“大中”“中正”等词语在柳宗元的文章里出现频率极高，其中“大中”(16次)一词出现较之“中正” (12次)更高。此类词语出现的文章类型有四，一是抒情文章，二是书信，三是政论文，四是论学文章。无论是何种文体，“大中”“中正”等词语出现的语境都指向儒学体系。柳宗元认为“大中”“中正”才是真正的儒学要义，并以此作为论文、论人乃至为政的标准，同时这也是他坚持的为人准则。

(一)修身

政治事业失败之初，柳宗元在哀伤际遇之时即从《中庸》中汲取营养来坚定信念。《佩韦赋》是其自我剖析的第一篇小赋，于《序》中表明作文之意：“柳子读古书，睹直道守节者即壮之，盖有激也。恒惧过而失中庸之义，慕西门氏佩韦以戒，故作是赋。”[2](P105)此文为柳宗元慕《中庸》、习《中庸》的第一篇文章。单就序而言，其目的是以研习《中庸》来纠正自己的行为和性格，即为修身养性，从内容看，则与柳宗元的政治事业密切相关。这篇文章的创作起因与永贞革新有直接关联，是柳宗元对自己政治事业失败的自我检讨。文中列举了一系列历史名人事迹来自我比照，认为自己的失败系由“狂狷”“纯刚纯强”的行为所导致，前人的成功则在于“韬义于中，服和于躬”。柳宗元此时对《中庸》的理解尚未明确往修养身心方向靠拢，仅就政治事业失败的自我剖析出发而言，被认为“于刚柔如何适中，中心盘桓甚久”。[3](P48)可以说，这是柳宗元关于《中庸》的第一篇重要文章，也是开宗明义的一篇文章。两年后作的《惩咎赋》再次自伤身世，以求“中”守“中”作为修身准则，曰“旁罗列以交贯兮，求大中之所宜”“谨守而中兮，与时偕行”。[2](P138)“死蛮夷固吾所兮，虽显宠其焉加？配大中以为偶兮，谅天命之谓何！”[2](P139)此时的柳宗元仍未从失落中走出，自认为坚守着“中”这一儒家准则却不得善果而格外痛苦。《佩韦赋》《惩咎赋》作于柳宗元政治事业刚刚失败和贬谪永州早期，创作缘起于永贞革新失败，[3](P48)其中《惩咎赋》被公认为“改过”之文。这两篇文章一向被论者与“骚”挂钩，解意偏向屈原赋《离骚》一脉。而柳宗元在这两篇文章中明言自己的失败乃是过于“刚”“纯”，未遵《中庸》“中”“正”之义，言下之意是要遵“大中”之道以修身养性。在以后的文章中，柳宗元已渐将“大中”“中正”视为立身之道。

(二)立身

以“中”“正”相关词语自我评价、激励友人，视之为安身立命之道，在柳宗元与亲友的书信中出现频率最高。如在《寄许京兆孟容书》中评价自己“唯以中正信义为志，以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为务”。[2](P1955)许孟容是柳家旧交，年辈高于柳宗元，在朝廷有一定地位和声望。柳宗元在给许孟容的公开信中强调自己“以中正信义为志”，一方面是抒写心声，一方面是想借助许孟容的影响向当世表白自己的理想与立身原则、价值取向，表明自己坚守正统，并非侥幸躁进之人。他在《与韩愈论史官书》中说：“司马迁触天子喜怒，班固不检下，崔浩沽其直以斗暴虏，皆非中道。左丘明以疾盲，出于不幸。子夏不为史亦盲，不可以是为戒。其余皆不出此。是退之宜守中道，不忘其直，无以他事自恐。退之之恐，唯在不直、不得中道，刑祸非所恐也。”[2](P2026)短短一段话中，三次强调守“中道”是立身之道、史官准则，勉励韩愈“守中道”，忠于史官职守，可见柳宗元并不仅仅以“中”为自我约束、修身之道，而是认为“中道”是适用于所有人的立身之道。在《答周君巢饵药久寿书》中说：“然苟守先圣之道，由大中以出，虽万受摈弃，不更乎其内。”[2](P2107)“获是而中，虽不至耇老，其道寿矣。”[2](P2106)在《与杨诲之书》中说：“中之正不惑于外，君子之道也。”[2](P2127)在《与杨诲之第二书》中再次强调，“夫刚柔无恒位，皆宜存乎中，有召焉者在外，则出应之。应之咸宜，谓之时中，然后得名为君子”。[2](P2132)可见，柳宗元是发自本心地把《中庸》之“中”作为立身之道，并以此劝谏和勉励友人。在其他类型的文章诸如记人散文、祭文乃至政论文中也不断对作为立身之道的“中”“正”进行强调，以此褒扬、激励亲友。如《唐故秘书少监陈公行状》记载陈京“为博士，举疵礼，修坠典，合于大中者众焉”。[2](P547)《唐故给事中皇太子侍读陆文通先生墓表》盛赞陆质“明章大中，发露公器。其道以圣人为主，以尧舜为的，包罗旁魄，胶轕下上，而不出于正”。[2](P576)在《说车赠杨诲之》中勉励杨诲之“果能恢其量若箱，周而通之若轮，守大中以动乎外而不变乎内若轴，摄之以刚健若蚤……”[2](P1137)“诲之，吾戚也，长而益良，方其中矣。”[2](P1137)在《祭吕衡州温文》中赞吕温“推而下之，法度不忒，旁而肆之，中和允塞”。[2](P2559)除此以外，在政论文中也总是强调“中正”“大中”乃立身之本，如在《时令论下》中反复强调圣人教诲的立身之本乃是“中”“正”：“圣人之为教，立中道以示于后，曰仁、曰义、曰礼、曰智、曰信……”[2](P258)“是故圣人为大经以存其直道，将以遗后世之君臣，必言其中正，而去其奇衺。”[2](P258)“立大中，去大惑，舍是而曰圣人之道，吾未信也。”[2](P259)在寓言《骂尸虫文》中痛斥尸虫“以淫谀谄诬为族类，以中正和平为罪疾”。[2](P1236)在这篇文章中，柳宗元把“中正”作为“淫谀”的对立面，可见柳宗元是将“中正”置于立身之本的道德框架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