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学界，与朱光潜、宗白华、邓以蜇这些美学大师相比，郭因的身影并不高大，甚至有很多美学工作者根本就没有听说过郭因这个人，很当然地视其为无名小卒。如此，郭因的美学真的就不值一谈吗？相反，郭因的绿色美学虽然在学术上似乎不能与朱光潜、宗白华、邓以蜇等诸大家相比，但它却在社会价值、实用价值上完成了对思辨美学、体验美学的超越，它是独辟一径、自成一家的新美学。用一句话来概括郭因绿色美学，那就是：构建三个和谐，美化两个世界，走绿色道路，奔向红色目标。郭因的绿色美学思想呈现出鲜明的徽州文化的特点。

1　郭因的绿色美学是一种实用美学

“美在实用”是理解郭因美学的第一把钥匙，这跟徽州文化精神是一致的。

朱光潜、宗白华、邓以蜇都是安庆人，其美学在某种程度上呈现了皖江文化的特点，重学术、轻实利，思辨有余，功利不足；徽州文化则不同，徽州自古“八山一水一分田”，人多地少，经商成风，既重学术，又重实利。朱光潜美学的核心主张是美在“物象”，即审美客体“物甲”在审美主体心中形成的审美对象“物乙”，这个“物乙”已经不是“物甲”本身了，而是一个主客观的统一体，它是“物甲”融入了审美主体自身的意趣情思后形成的一个新的东西，也就是宗白华所谓“意境”，即审美者自己心目中的一种灵境，是“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一种新境界，是郑燮所谓“胸中之竹”。北京大学叶朗用“意象”二字概括了朱光潜、宗白华两位大师的核心思想，亦即“美在意象”之说。这种意象美学，就是一种思辨性较强的体验美学。与之不同，郭因美学是一种行动美学。在郭因的绿色美学体系中，最重要的不在于你去怎么想，而在于你怎么去做。郭因说：“美学家同样不应该满足于从美学的角度去解释世界，而应该从美学的角度帮助人民去美化世界。美化客观世界，也美化主观世界”[1]7。绿色美学似乎很简单，就是“构建三个和谐，美化两个世界，走通绿色道路，奔向红色目标”这么一句话。理解容易，但真要行动起来，那可真不是一年两年，甚至不是一代人两代人可以完成的。

中国喜剧美学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朱洪这样评价皖江文化和徽州文化的区别：皖江文化是“重教育、重科举的传统文化，其缺点是不务实，不联系实际，理论与现实存在严重的冲突。虽然科举也考策论，但总体上是纸上谈兵，少操作性。这一点，在陈独秀身上很明显。1922年年底，拉狄克批评他是躲在房间写文章的孔夫子式的理论家，不善于将理论与工人运动相结合。这与有“徽骆驼”之称的徽州人不同，他们躬耕实践，知行合一。和徽州文化不同的是，在知行观上，皖江文化是知先行后，这里的文人以刻板出书为第一，而轻行商求利”[2]。笔者认为，尽管其对皖江文化的认识“理论与现实存在严重的冲突”有点稍显言重，但对徽文化“徽骆驼”精神的评价还是中肯的。

当我们考察一个民族性格的时候，不能不考察这个民族赖以存在的大地、河川、气候、地缘，察人亦然，不能不考察他所经历的成长环境，古语所谓“一方水土一方人”，实非虚言。郭因是绩溪人，属徽州文化圈，他的绿色美学思想也可以认为是徽州文化的一部分。

徽州古民谣说：“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二三岁，往外一丢”，这也与郭因的说法完全一致。他说，“我们绩溪人，很少有自小从糖水里泡大的，几乎每个人都有一段心酸的经历与一个拼命挣扎的过程……”[3]。正是根源于蔚然成风的苦难意识，徽州人特别勤学实干，号称徽骆驼，绩溪人也特别能吃苦，号称绩溪牛。

不期然地与此相一致，郭因的绿色美学理论并不是由一系列的概念乃至逻辑支撑起来的，它是由一系列的行动来支撑的，是经世致用的。郭因说：“我从知道“学问”这两个字的时候起，就认定学问有所谓经世致用之学和所谓寻章摘句之学的区别。……做学问就应该做这样的经世致用的学问。……其实，我搞美学的路子并不同于一般美学家搞美学的路子。我实在算不了一般意义上的美学家，而只不过是一个尝试着把美学运用于整个人类社会、整个人类历史、整个人生的学徒”。正因如此，以郭因为代表的绿色美学家们办绿学会、绿色杂志宣传绿色思想，为政府制定可持续发展政策提供咨询等等，这些都不是书斋里的美学所能完成的。为了使绿色美学思想直接变为可推动社会走向绿色的动力，郭因写了以《绿色政治》、《绿色经济》、《绿色城乡建设》、《绿色环境》、《绿色旅游》、《绿色教育与绿色文艺》、《绿色生活》、《绿色的脚步》冠名的共157篇文章，虽然这些文章并不是篇篇美玉，但就是这一篇篇文章汇聚成了一个绿色的行动海洋，彰显了一个渴望绿色的赤子之心。这些文章的主旨就是我们如何在政治、经济、城乡建设、环境保护、旅游、教育、文艺、生活等领域行动起来，以期能够实现三大和谐及两个美化，建成我们的绿色世界，达成我们的绿色心愿。